红军第一叛将沉浮人生:晚年经邓小平批准返乡定居

所谓世事无常,白云苍狗,活跃于历史帷幕下的人,往往鱼龙曼延,这就是人们惯常所见的现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位“红色元老”的一生,即如此大幅度地沉浮于史册之中,他就是龚楚。

龚楚于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此后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就在红军开始长征时,他还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然而,龚楚最终离开了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变节投敌,成为当年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称号——“红军第一叛将”。

但凡革命处于低潮时,叛徒就会大量出现。有人曾初步统计:江南三年游击战争,红军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至少有四五十人,有的部队甚至到了主要军官全部叛变的程度,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降。至于这一时期大军区和军一级的高级将领,叛变的则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

龚楚叛变后,变成了对方的“过河卒子”,在国民党部队中混了若干年后,退役成为国民政府广东省参议员,又于沧桑鼎革之际遁往香港。终于,他等到了大陆的改革开放,等到了历史尘埃的消退。所谓“往事如烟”,1991年,经“老战友”邓小平的批准,他叶落归根,返回广东老家定居,不久病逝。

一生“进进出出”,暮年回归故里

龚楚,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参加红军后,因其早年有从军经历,成为资历雄厚的将官。早在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龚楚即加入粤军第2旅,先后担任班长、旅部副官,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学习。1920年以后,先后任粤军排长、连长,1923年任国民革命军攻鄂军(总司令程潜)少校参谋,参加攻打湖南的作战,失败后被派到广州通讯处工作。

龚楚戎马生涯,其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了革命。1924年6月,在广州加入“社青团”,一年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龚楚参加革命后,又是主要投身农民运动的成员之一。1925年6月,他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到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后,参与建立国民党广东乐昌县党部的工作,并被选为县党部执委和监察委员。1926年5月,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1927年5月,他率领乐昌农民军与北江工农军汇合,组成工农讨逆军,亲任总指挥,指挥部队赴武汉参加讨伐蒋介石的军事活动。(讨逆军到达湖南耒阳时被改编为第13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

一段光荣阅历下来,龚楚站到了时代的高台。彼时大革命失败,中共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此后一气呵成的三大起义,其间皆有龚楚的影子。先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1927年7月,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龚楚奉命将部队à?至江西,随后参加南昌起义,此后,他的补充团被编入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3营,龚楚任营指导员。不久,他又被调赴长沙参与领导秋收起义,但途遭敌军袭击,因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继而潜回家乡。彼时又有牺牲惨重的广州暴动,龚楚任广东农军的北路指挥。三大起义功败垂成,其残部又有辉煌的湘南暴动。1927年底,朱德率军抵达粤北,为军阀范石生收留,此时中共广东北江特委派龚楚赴朱德部队开展工作,并委以团副的名义。1928年1月,朱德、陈毅发动湘南暴动,宣告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随即击溃前来进剿的国民党许克祥部,继而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3师,龚楚任党代表。接下来,部队开赴湘赣边境,遥指井冈山。4月,朱、毛会师,红军的第一“山头”由此形成,龚楚亦有与焉。

就在朱、毛会师不久,红4军组成,下辖3师8团,首长为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军委书记陈毅,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被改编为红4军10师29团,龚楚任党代表,此外龚楚还担任了红4军前委常委。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加争取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工作。彼时,龚楚以龚鹤村为化名,在广西省政府办公室任机要秘书,策动俞作柏等。是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红7军宣告成立,首长为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即邓斌)、参谋长龚楚(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后部队进入湘南,遭遇粤军和湘军的“围剿”,龚楚因受伤留在地方疗养,而红7军则开入江西苏区,此后龚楚秘密潜入上海疗伤,待伤愈后又潜赴香港,再经广东、福建回到中央苏区。

在苏区,龚楚见证了苏区的辉煌与衰落,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1931年8月,龚楚伤愈后回到中央苏区,即被委任为红12军34师师长,后接任红12军参谋长。其时,正值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发飙,就在龚楚到职不及一周,起义首领李明瑞已在“肃反”运动中被杀,龚楚仓促接任红7军军长,随即率红7军参与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不料是年底,龚楚也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去军长一职,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龚楚任团长;又不久,被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最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期间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决定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并调赴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受训。当然,历史往往在吊诡中蹒跚而行,在这里,真理与谬误,坚定与动摇,光荣与可耻,明暗只在咫尺间。

还在龚楚受训期间,1934年4月,他在“红大”的高级研究班结业。因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有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被调至红军总司令部任代理总参谋长,此时正是悲壮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时期。不久,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由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后又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转战至湘南,以收容在湘江之役失散的红34师部队,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此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千余人从江西于都突围,经历了多次战斗之后,终于抵达湘南。此时,国民党当局也在“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龚楚原本革命意志就不坚定,又对苏区革命产生了看法,此后在革命失利时曾多次试图脱离革命队伍,潜回家乡,如今条件成熟,他终于以行动告别革命了。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开赴湖南郴县某地。晚上,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早早入寝。半夜,龚楚趁警卫人员熟睡之机,逃离队伍,潜回广东乐昌。不久,龚楚悍然投靠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其中最恶劣的莫过于“北山事件”了。叛变之后,他急于邀功,10月13日带领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企图消灭该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这支“伪红军”来后,先与当地土匪武装(周文山部)乱打了一气,随即放出口风,说自己是湘南红军的一支,来寻找当地游击队,最后竟诱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也告叛变。此后,龚楚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由,将北山游击队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投降。当时这支游击队奋起反抗,但除数人冲出包围之外,其余30余人皆壮烈牺牲,这就是“北山事件”。不仅如此,事后,两个叛徒——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围剿”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即当时项英、陈毅等的驻地,途中,偶遇正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等,龚楚假借要寻找项英等汇报工作,要吴带路,幸好吴识破对方,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示警。结果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李乐天等听见枪声后迅速转移,才避免了一次危难。这也是红军长征后江南游击部队遭遇的一次生死危机。却说龚楚听到山上鸣枪,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考虑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乃慌忙夺路而逃。这也是天数,让他免了又一重罪过。

此后的龚楚,也就堂而皇之地开始了国民党的军旅生涯。一晃,抗战爆发,龚任第5战区孙连仲部上校参谋处长,后历任第7战区少校参谋、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等。值得一说的是,他在第5战区时,奉命驻守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阻止日军西犯武汉,再后日军侵入广东,龚楚曾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从而保卫了韶州的安全。抗战胜利后,龚楚曾任徐州市市长、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广州行辕高参、广东仁化县县长、广东省第4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

时间又一晃,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打到了广东北江,此时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慌忙逃到了乐昌的瑶山。据说这时的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规劝龚楚投诚,龚楚也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遂率部下山,随后被送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问题。是年12月,四野大军兵临海南,时海南国民党守将正是龚楚的同乡、抗战时打死鬼子最多的薛岳将军,为了减少伤亡,时任广东省省长叶剑英请示军委意见,决定派龚楚去策反薛岳。当时龚楚满口答应,随即潜入香港,按计划应转道海南,但龚楚滞留香港不进。原来他考虑到自己的叛徒历史,恐遭清算,于是在香港“隐”起来了。据说其间他曾应邀赴台谒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以配合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大陆。然而此时的龚楚已窥破国民党的命数,他婉言谢绝了老蒋的委任,回港后索性“立地成佛”,彻底脱离了政治漩涡,而且名字也由“龚楚”改成了“龚松庵”。

在香港,“居大不易”,没有背景的“龚松庵”先是办实业以维持生计。不久,香港这座“自由港”成了各色人等的天堂,一些“灰色”人物也“大隐”于此,如中共元老张国焘等。

为了生计,他们不约而同分别以撰写回忆录赚取版税,想必也有以此“名垂青史”之心。一晃,龚楚在香港有40年矣,据说他曾到过美国,并拿到了“绿卡”,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俗的阻隔,又回到香港。在香港,他以写作和书??自娱,出版有《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

晚年的龚楚算是有福之人,能在凋谢之前了却心愿,叶落归根,并造福乡梓。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时“两高”宣布:因时间超期,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此时的龚楚不仅有心,也有了能力。原来他的几个在香港办实业的亲属也愿意帮他实现宿愿,他的侄孙、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庆韶还愿意回乡投资,并牵线引资等。改革开放之后,地方领导也愿意促成好事,所谓“常回家看看”。就这样,龚楚在家乡的祖屋得以恢复,还有了新居,也得以“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的待遇回到故乡。

1990年9月13日,龚楚夫妇坐火车抵韶关,乐昌当地政府为之设宴接风。在宴会上,垂垂老矣的龚楚拿出三封书信,那是他早就准备好的致“老战友”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的三封书信,委托当地代为寄发。这些书信,内容是问候之意及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此外他还特别向邓小平发了电报,告知他已返乡的消息。

晚年的龚楚还有一段逸闻。原来人们盛传龚楚手中有三宝:一是从前蒋介石颁发给他的一件“中将高参”的委任状,二是唐寅的一幅名画,三是香港数名书画家联袂为他创作的四幅屏风水彩画。然而他能够向人展示的,却只有最后一件。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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