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 在周重病时倒向江青

乔冠华是周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干部之一。“文革”初期乔很是看不惯江青,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可在“文革”后期周总理病重之际,乔却换了腔调,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从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夫人张颖新近撰写的《故友二人行———怀念龚澎并忆乔冠华》一文中,可以发现乔能进入江青集团组阁名单,位列副总理,这绝不是偶然的。

老乔变了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总理直接领导,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乔,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上呈稿基本完成,经恩来同志审定,交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不同意。但老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总理,总理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讲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龚澎去世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朋友们也为此高兴。可是,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章含之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乔的儿子告诉我说,他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我答应了。不久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乔冠华与“维特克事件”

1972年夏,美国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洛克珊·维特克到中国访问,了解中国妇女革命史。她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同志座谈两天以后,又提出要采访江青。几经周折,总理批示:可以礼节性接见。岂料江青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人大会堂谈了几个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江青的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江青还特别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该怎么办?老乔皱了一下眉说: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7月间,江青去广州,随后把维特克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了广州。江青到广州会见维特克近10次,讲了60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等等。在这过程中我曾数次打电话向乔等领导汇报情况,他们都回答说没办法,随她去吧。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向他们汇报,江青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乔只耸耸肩,摊开两手,断然决定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

这之后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编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完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能寄到美国去,他找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十分被动,劝她不要这样做。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总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主席批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贴上绝密封条,交外交部保密室。

1975年冬春我们从加拿大回京述职并休假。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原本是要向乔请示汇报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乔就摆摆手制止他。乔与我谈起来,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的“文革”,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很是看不惯江青,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反而变了调。乔对我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我直瞪瞪地看着乔,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乔感觉到了,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他习惯性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却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文晋冷冷地答道: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名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在为江青搜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在机场得知,总理在当天去世了。北京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外交部许多同志曾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办小规模的悼念,乔都不加理会。一次。回国学习的驻外大使和参赞在学习会上,一致要求在内部举行追思活动,又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长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引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而乔还是不作任何解释。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将我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一大铁柜材料。经领导同意,我们去保密室索要。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就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主席和总理指示封存不许动的,江青经过何人批准能全部取走呢?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1974年(或1975年)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住处,全部烧毁了。

    拒谈与江青的关系

1976年10月,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我记得当时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也坐在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乔一言不发。部里有两三个人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行为。另一次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能作自我检查,乔仍是一言不发。

1984年乔病故。外交部起草了一份乔冠华生平的稿件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肯定了乔一生中的成绩,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章含之一定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据《百年潮》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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