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金庸与内地领导人之缘

金庸对祖国内地很向往

香港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金庸(原名查良镛)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也像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在进入香港报界的初期,金庸对中共的认识是迷茫又充满恐惧的,原因是他的父亲查枢卿在祖籍浙江海宁县袁花镇土改斗争中作为地主受到镇压。1959年,金庸放弃写作而主持《明报》编务。他作为刚创刊不久的明报社社长和主编,每天都必须为这张报纸的头条写一篇社论,这时候金庸的政治观点便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金庸的政治社评具有旗帜鲜明的特点。纵观金庸在《明报》初创时期亲笔撰写的数以百万字计的社论,绝大部分是针对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对英国政府的香港政策加以评论,也有一些是他对祖国内地“文革”前后各项政治运动发表的意见。从这些社评中不难看出,金庸对中共的不满情绪多来自于当时的极左思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大都体现在内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金庸执笔撰写的社论。在这场运动开始后不久,金庸几乎每天写一篇社评。所有评论又都是针对前一天在内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金庸对于红卫兵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为此在《明报》上针锋相对地发表题为《本港“左派”拥护刘少奇》的社评。金庸还针对林彪和江青一伙在香港《明报》上不断发表措词严厉的文章,这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但是林彪和江青一伙对于香港《明报》又鞭长莫及。香港《明报》在那一时期曾被内地列为“反动报刊”。当然,金庸的政治性社评也并非至善至美,特别是他对中共一些政策的理解,由于他多年居住香港,对内地的了解难免存在片面性,所以在他主办《明报》期间,在他笔下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一些与事实相悖的偏激之词。

不过,这并不影响金庸对祖国内地的向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地形势日新月异,更加激起了金庸早日返回内地看一看的强烈愿望。尽管金庸1948年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以来,他已经先后三次越过了罗湖桥,回到了内地的土地上。金庸第一次从香港来到北京是在解放后的1950年,当时他希望通过从前在香港文化界结识的友人乔冠华,借以实现他从小就萌生的“外交官”之梦。不过由于他的家庭出身等诸多原因,此次北上这一愿望没能实现。金庸第二次回到内地是1953年,当时他要返回杭州和上海处理与前妻杜治芬的离婚事宜。第三次是1962年,他因事回到广州。这三次内地之行,对于金庸来说都是来去匆匆。所以在金庸的记忆中,内地给他留下的始终是一片灰暗的色彩。尤其是在“文革”期间,金庸在香港所能获得的信息,几乎都与“四人帮”一伙搞的“打、砸、抢、抄、抓”有关。所以金庸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对祖国内地的关注和向往就变得更加强烈。他很想再一次返回内地,特别是前往首都北京去看一看,看看经历过“文革”浩劫后的内地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巨变。不过金庸始终没有轻易提出回内地访问和参观的要求,因为他担心自己“文革”期间在香港《明报》发表的那么多过激的言论,回来后会不会受到欢迎。

尽管有种种顾虑,金庸本人返回内地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思归之心也与日俱增,而邓小平的出山给金庸心里带来了更大的兴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很钦佩他(指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金庸对中国共产党所持态度发生的根本改变,在于他亲眼看到1977年邓小平再次走上了政治舞台以后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对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尤其赞许。

面对邓小平在国内实行的拨乱反正政策,金庸在振奋之余又利用为《明报》写社评的机会,对内地出现的大好形势不断加以赞美与讴歌,特别是对邓小平和胡耀邦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有一段时间,金庸几乎每天都看新华社电讯,然后亲自提笔撰写赞许的文章。金庸在《明报》上如此关注和赞许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明报》与此前相比焕然一新。在对邓小平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大为佩服的同时,金庸还在社评中主张请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也就在1981年的春天,金庸正式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想访问内地、亲往北京的请求。党中央对于金庸的这一请求非常重视,虽然《明报》从前曾经发表过一些过激的言论,但是金庸和他的《明报》在“文革”前后对中共所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足以说明这位素有武侠风格的作家和著名报人,在思想深处正在发生着变化。团结金庸和团结《明报》显然对于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有益处。于是党中央对金庸渴望返回内地、亲往北京的请求很快就作出了回应。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金庸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邓小平

就在金庸即将成行的时候,他再次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向中央提出了他此次回北京希望见到邓小平副主席的请求。当时负责联系的同志对金庸的这一请求虽然十分理解,但又感到实现这一请求有一定的困难。不过,当邓小平在北京获悉金庸希望得到他接见的想法以后,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这样,金庸便在1981年7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邓小平。

当时,北京正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夏季,金庸为了尊重邓小平,特别穿上会客时才穿的笔挺西装。而邓小平则穿着雪白的短袖上衣,他见金庸这样拘谨,便示意他可以随便,于是在合影之后金庸便脱去了西装外套。他们就像一对久违的老朋友。邓小平告诉金庸,前些年他在江西的时候,就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他的家人也都喜欢读金庸的作品。接着,邓小平又畅谈了国际和国内形势。金庸在听邓小平介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国内情况时,不禁想起“文革”中的动乱岁月,同时也想起当年他在香港《明报》多次发表社评抨击过的极左政策,拨乱反正以后的中共政策确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了。金庸对此深受鼓舞。他当时向邓小平表示:“现在的政策和工作,‘文革’和‘四人帮’时期固然万万不能相比,比之‘文革’以前,各方面也开明得多。例如投考大学,现在不论阶级、出身,都可以投考,只凭考试成绩录取。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革,希望长期坚持下去。”

邓小平告诉金庸:“‘文革’使得全国人民思想混乱。十年动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文革’之前,每年有十几万青年从大学毕业,中学毕业生至少几十万,‘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红卫兵瞎捣乱。”在谈到早已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时,金庸说:“十年‘文革’,使国家少了几百万人才。”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情形一时还扭转不过来。培养人才是长期性的事,破坏10年,恢复至少要20年。娃娃们习惯了‘文革’时瞎捣乱的习气。无政府主义猖獗,大家不守纪律,以为标新立异、我行我素就是英雄,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说这是民主、自由。其实不守纪律、没有节制的民主,正是破坏民主。‘文革’之前,党有很大的威信,大家相信党,听党的话,很守纪律。那时也搞经济调整,下放2000多万名青年下乡,根本没有问题,党发出号召,大家就都上山下乡,只有极少数人例外。但十年‘文革’,不但没有党的领导,甚至没有了党。现在娃娃们都用心读书,情况好了。也不是没有问题,但要用诱导教育的方法,根据法律处理。”

金庸对邓小平的一席谈话甚为感动,他说:“国家这么大,人口这样多,经济建设是很艰巨的工作。为了调动全国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经济建设,在起用人才、提拔人才之时,似乎应当重视才能、知识、品德,不是共产党也应当有同样的机会。”

邓小平说:“每一方面都需要有才能的人作出贡献。不但要起用全国人才,外国的科学技术,外国专家我们也欢迎……中共过去犯了重大错误,现在我们自我批评,自己纠正错误。自己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时,邓小平告诉了金庸中国共产党当前迫切需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三是搞好经济建设。邓小平在展望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前景时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民每年平均收入1000美元,目前中国人民的平均收入每年大约250美元。十年翻一番就是500美元,再过十年又翻一番便是1000美元。我们的想法要实际一些,如果目标不能全部完成,打个8折,是800美元,那时中国的人口是12亿,那么全国的总产值是1万亿美元。若能实现这个目标,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中国政府就有能力做很多很多事情。就可以把教育经费提高2‰~5‰,就可以大办学校,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使大多数人成为有学识的人。不但要搞好物质文明,而且要搞好精神文明。”

在谈到金庸和《明报》赞成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一事时,邓小平表示:“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旦当上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金庸对邓小平这样看轻权位,不由从心里感到钦佩,他当场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看重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令人十分敬佩。”

这次返回内地参访,让金庸大开了眼界。在返回香港后当记者问他:“当年中国大陆批邓很激烈的时候,你曾写过社论,赞扬他的硬骨头,是不是?”金庸当即表示:“是啊,单是刚强,当然不够。江青和张春桥在受审时十分倔强,有什么价值?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彭德怀反对‘大跃进’和‘浮夸风’,也有这种风骨。我跟中国大陆一些朋友谈起来,许多人都赞叹彭大将军是英雄好汉。当然,邓小平不做国家主席,也是很难得的。如果你熟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就会知道这种事情的难能可贵。……邓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之苏联、波兰、东德、北韩等这些共产党国家都好得多。我衷心希望,依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中国人幸福而自由。”

与中共许多元老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金庸就是通过这次为期月余的各地参访及与各级共产党干部的接触,才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与了解。金庸回港后对记者谈到中国共产党时这样说:“第一,我相信中国大陆,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说来,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我发现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自1981年金庸亲往祖国内地访问后,他主持的香港《明报》更加主动、及时、全面、客观地报道和评价内地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准备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金庸的《明报》显得更为旗帜鲜明。1984年春天,金庸出版了《香港的前途》一书,将他亲笔撰写的《明报》社评汇编成集,出版后他又将此书寄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参阅。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金庸又一次从香港来到内地参观访问。这次,他在北京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与金庸的谈话,内容也非常广泛。金庸从北京返回香港后,把与胡耀邦总书记的谈话要点凭记忆整理出来,然后在他主办的《明报月刊》上发表出来,在东南亚地区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一时期的金庸,对中共和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入一步。尤其对中共中央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中所取得的成绩,均给予极高的评价。

1981年夏天,金庸在北京和邓小平会见并到13座城市进行考察参访以后,对香港记者谈起中国内地经济是否繁荣一事时,还曾有所保留地说:中国内地“经济繁荣还谈不上,和外界先进地区相比,那差得远,也比不上台湾,但是和前几年相比,可繁荣得多了”。1984年当金庸再访内地时,经过对几座城市的实地考察,他认为中国内地的经济正处于腾飞的前夜。而且他承认内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加让人鼓舞的巨大变化。金庸在京与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会晤后,与中共许多革命前辈和元老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当他听说王震很喜欢他的武侠小说时,就在香港将一箱装满封笔之作《鹿鼎记》的小说寄往北京。王震在接到金庸的赠书后十分高兴,还亲笔给金庸写了一封回信,以表示谢意。

不久,金庸在香港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怀抱的准备工作,这是作为报人和作家的金庸首次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这一时期的金庸,已经开始从繁忙的《明报》编务工作中退居二线,他一面积极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草拟,一面开始了学术研究和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对祖国内地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他采取了乐观其成的态度。金庸远离编务后,曾经先后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兼任该校中文系的名誉教授。1989年《明报》创刊30周年的时候,金庸毅然辞去社长职务,而改为专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金庸没想到江泽民会以他的小说作为会见的开场白

1993年春天,北京正在召开“两会”之际,金庸再次应邀从香港飞到北京。3月19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利用“两会”的间歇时间,会见了风尘仆仆的金庸一行。江泽民见到金庸时说:“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阅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金庸没想到江泽民会以他的小说作为会见的开场白,急忙客气地表示:“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江泽民说:“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江浙口音,乡音未改,鬓毛却也未衰。”接着江泽民指着桌上的一本《明报月刊》对金庸说:“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

金庸这才发现,江泽民原来特地请人把他的文章作了英文翻译。江泽民告诉金庸:“我到过香港三次,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那时我是电子工业部部长,出国访问,经过香港。新鸿基的冯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参观证券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鱼缸’的。那次住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风景好得很。香港的经济发展很有成绩,我一直很注意。”江泽民又说:“香港人要求稳定繁荣,凡是支持香港稳定繁荣的,都会得到香港人的拥护;破坏稳定繁荣的,香港人就反对。其实香港要走向稳定繁荣,中国人何尝不要稳定繁荣?全世界都需要稳定繁荣。中国十二亿人永远站在稳定繁荣一边,一方面是坚持和平,另一方面是坚持原则,不容许别人乱七八糟地乱搞。”

江泽民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又联系到西藏问题。他向金庸介绍了前往西藏自治区视察的经过,同时就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态度表示了这样的意见:“美国人老是根据不准确的资料,说我们欺压西藏人,可是我们每年给西藏补贴多少个亿啊,他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提。西藏解放前,一部分穷人是奴隶,北京有一个关于西藏的展览馆,有许多实物。穷人被奴隶主斩首、斩脚、剥皮的情况都可以看到。美国前总统卡特和我会见时,曾说西藏本来有600万藏人,现在其中大部分是汉人,说西藏地方被汉人占了。其实西藏自治区人口300万,其中藏人291万,汉人只有8万。西藏高原那样空气稀薄的地方,汉人长住是受不了的。在四川、青海、甘肃境内的藏人另有200多万。我拿具体的资料给他看,卡特也笑了,他说他手头的资料中,居然说四川成都也属于西藏。”

江泽民在谈到新闻和文艺问题时对金庸说:“去年10月我在十四大所作的报告中,提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其中就有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任务,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不是八股式的口号,而是真正要切切实实地做到。新闻报道必须根据事实,决不是不可以提出批评建议,但重点是鼓励全国人民乐观向上,精神奋发。文艺创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会的阴暗面,不过主流应当是振奋人心,激发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中国有这样伟大深远的文化遗产,有这许许多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想起来就令人精神大振。我国历史上多少伟大的人物,干下了多少伟大的事业?十二亿人民绝大多数是十分可爱的。有许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写和歌颂。”

在谈到经济问题时,江泽民告诉金庸:“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们不准备大举在其他地方扩展,要先有了良好的成绩和经验再说,不能一下子就搞乱了。……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之一,正是要把大中型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的责任。聘请能干的管理、经营人才自然是绝对必需的。至于国有的小型企业,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

这次会见,给金庸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江泽民对他谈起“中国人的脊梁”问题。江泽民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藤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情诗词是冲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死去元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离开北京以后,金庸又先后到青岛和烟台参观访问。在美丽的渤海湾,他意外见到了一块由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题写的石碑,上面镂刻着“天尽头”三个大字。金庸油然忆起几年前他在北京与胡耀邦的那次倾心交谈,于是特意在这块石碑前拍下一张照片,以留作纪念。想起已经去世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金庸即兴题下一首诗:“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对于中国内地几年来的经济腾飞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金庸回港后曾经撰写了一篇题为《北国初春有所思》的长文,发表在香港一家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金庸高兴地描述了内地早春热火朝天的经济新形势,这篇稿子显然与他多年前在《明报》上撰写的诸多色调灰暗的文字形成了强烈对照。从中不难看出,著名报人、作家金庸对中国共产党和改革开放政策给予的肯定与赞许。(来源:党史博览 窦应泰)


大作家金庸与内地领导人之缘(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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