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延续至今的“千年学府” 四大书院

嵩山素有一文一武之说。“武”就是少林寺,“文”就是指嵩阳书院。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机构,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大学一样。它最早出现在唐朝,不过那时候官方主办的书院似乎只是一座宫廷图书馆,没有太多讲学授课的职能,倒是存在于民间的少数私人兴办的书院,已经初步具备了讲学的功能,开始收些学生,教授课程。书院兴盛于宋朝,大批私人兴办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民间,北宋初年,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再加上嵩山上的这座嵩阳书院,被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书院与我们现在的大学有些类似,以教育精英和有一定学识的人员为主。凡是到书院学习的人,主要都是以自学为主,老师的指导只起辅助作用。它创立的最重要的一种教育形式就是“讲会”制度,也就是一大群人在一起举办的学术辩论会。

在四大书院中,每个书院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就。

应天府书院所在地商丘,是北宋四大京城之一的“南京应天府”。应天府本来被称为是宋州,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曾是这里的节度史,地以人贵,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就把这里升格为了应天府,后来觉得应天府的地位还不够高,又把这里升格为了“南京”。北宋真正的国都是“东京开封府”,在《水浒传》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就是指北宋的国都,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看到“开封”这个词,你一定要想到一个人,那就是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包拯包青天。“南京”只是东京的陪都。“陪都”就是在国都之外另设的第二国都,地位略低于国都。在我国古代很多朝代都有“陪都”,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国都是洛阳,当时也被称作“东京”,而西汉的故都长安则在东汉时期被定为陪都,称为“西京”;再比如,唐朝的都城在西安,而在它东面的洛阳被定为“东都”;到了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暂时搬到了重庆,把那里当作了陪都。除了“东京”、“南京”之外,北宋还有两大都城,一个是“西京河南府”(旧址在现在的河南洛阳),另一个就是“北京大名府”(旧址在现在的河北邯郸),《水浒传》中的玉麒麟卢俊义就生活在大名府。讲过了北宋四大京城和陪都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的一所被升为“国子监”的书院。“国子监”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应天府书院之所以能够升格为国子监,这要归功于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大家范仲淹,范仲淹曾在这里主持讲学,在范仲淹做了高官之后就把应天府书院升格为了“国子监”。

岳麓书院坐落于湖南长沙的岳麓山下,岳麓山是南岳衡山的一部分(下一部分会讲到衡山)。书院始建于唐末五代之时,原为僧人讲学之所,到了北宋初年正式创立于岳麓山抱黄洞下,历经千年,七毁七建,延续至今,故有“千年学府”之称。清末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又有诸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等名称,最终被定名为湖南大学,现在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的一个下设机构。每个学院都有很多对联,岳麓书院也不例外,在这些对联中最有名的应该算是书院大门两旁悬挂着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一幅了,八个简简单单的字,骄傲自信中又透露出一丝霸气。上联语出《左传》,“惟”是助词,没有实际意义,意思是说“楚国这个地方出人才”,湖南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的领地,自古至今人才辈出。下联语出《论语》,意思是“这个地方最为兴盛”。两句连在一起,意思就是“楚国人才济济,尤以这个地方最为兴盛”。是岳麓书院自夸吗?纵观历史,它完全担得起这个评价。朱熹、王阳明这些被历史记住的名字都曾在这里作过或长或短的停留,到了清朝末期这里走出去的人更是撑起了那段热热闹闹的历史:左宗棠、曾国藩、魏源……难怪余秋雨先生会情不自禁地讲道:“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这幅对联在清嘉庆年间,由时任山长袁名曜撰写。“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大概最初人们都在山中设立书院,所以人们称掌管书院的人为“山长”。据说,当时袁山长要为岳麓书院大门题写对联,于是借用《左传》“虽楚有材”之语,出了“惟楚有材”这个上联,让学生们应对下联。他话音刚落,一个名叫张中阶的学生脱口而出“于斯为盛”,听者无不拍手称快,于是就有了这幅让人叹为观止的名联。

岳麓山上清风峡中有一小亭,名曰“爱晚亭”,在清乾隆年间由岳麓书院山长建造。最初这个亭子名叫“红叶亭”,后来有人想起杜牧《山行》中的两句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取前一名中“爱”字和“晚”字给这个亭子改名为“爱晚亭”,其意境一下提高数倍。爱晚亭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另外三大名亭分别是醉翁亭、湖心亭和陶然亭,这四个亭子都因古代的文人雅士而闻名天下。爱晚亭因杜牧的诗句闻名,居四大名亭之首的醉翁亭则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一篇《醉翁亭记》而被誉为“天下第一亭”。欧阳修号醉翁,他在安徽滁州的时候,与山中僧人交游甚厚,僧人们便在山中为他建了一座亭子,以供歇脚之用,名之为“醉翁亭”,并让他为之作记。醉翁欧阳修文思泉涌,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不知醉倒了多少世人。湖心亭位于杭州西湖中的一座小岛上,在这个亭子旁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䖝二”两个字,“䖝”是“虫”的繁体字。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这座小岛上玩得不亦乐乎,乘兴写下了“䖝二”这两个字。面对这两个不成文章的字,身边的大臣们十分不解,也有装糊涂的。乾隆爷会心一笑,说这是二字的寓意是“风月无边”,也就是景色好到了极致。为什么“䖝二”两个字代表的是“风月无边”呢?原来,乾隆爷的这一作法是文人墨客们常常玩的“拆字”小把戏。“风”的繁体字是“風”,把“風”和“月”的边框去掉就是“䖝二”,风月没有边框,就引申为风月无边。除了在湖心亭,泰山上也有一处摩崖,刻着“䖝二”,当然那不是乾隆皇帝的手迹了。陶然亭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市,北京市内有一处公园,名叫“陶然亭公园”,此亭就坐落在那里,公园因亭而得名。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亭名取自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诗中“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一句最后两字,显出在此亭驻足时的悠然自在。在近代史上,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先后在这里留下过革命的足迹,这里还见证了高君宇和石评梅两位革命先辈的伟大爱情。高君宇和石评梅都是杰出的共产党人,石评梅还以自己的横溢的才华与吕碧城、萧红和张爱玲合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不过很可惜,二人虽然相爱,却并未结合。高石二人均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逝世,逝世时都不到三十岁,真是天妒英才啊!二人的合葬墓就在陶然亭旁,了结了“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白鹿洞书院坐落于庐山五老峰。相传唐朝的时候有个人叫李渤,他年青的时候隐居在这里读书。李渤养了一只宠物,不是猫、也不是狗,而是一只白鹿。与人相处时间久了,这只白鹿变得非常通达人性,主人让它往东,它绝对不会往西,主人让它站着,它绝对不会趴着,甚至还能够帮助主人传递物件,人们都以此为奇,称它为“神鹿”,李渤也因此被称为“白鹿先生”。后来,李渤做了大官,常常思念自己年青时的那段求学时光,便在这里建了一些亭台楼阁,后人称之为“白鹿洞”。白鹿洞本没有洞,只因这里地势较低,从山上向下看如同地洞一般。到了明朝,有人觉得称之为“洞”却没有“洞”,实在是名不副实,就在山中凿了一个山洞;又有人认为,称之为“白鹿洞”却没有“白鹿”,也实在不妥,就用石头雕刻了一只白鹿放于洞中;可是大家的意见总是不一样,又有人认为凿洞置鹿是多此一举的事情,就把白鹿从洞中请了出来深埋地下;到了现代,人们无意中从地下又挖出了那只白鹿,于是又把它置于洞旁。

以上就是四大书院的故事,更确切的说是北宋初年的四大书院。北宋初年,大宋王朝刚刚走出战争的阴霾,百废待兴,仕子们求知若渴。但那时教育毁损殆尽,官学刚刚起步,学院这种民间组织但乘势而起。待到北宋政权稳定,各领域蓬勃发展之时,学院逐渐被官学取代,沉寂了一百多年,直到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也不例外,不过它很幸运,这一年理学大师朱熹来到白鹿洞书院,见满目杂草、断壁残垣甚是感慨,于是便下令修复白鹿洞书院,使得白鹿洞书院又重获新生,而他在白鹿洞书院创设的那一套教学理论和方法也被其它书院效仿,书院在南宋时期发展到了极致。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元明清三朝,到了清朝末期,光绪帝在1901年下令书院改为学堂,开始仿效西方改革教育,书院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明朝末年,有一所书院也是值得一提,这就是“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位于江苏无锡,建于北宋年间,因周围环境酷似庐山东林寺,因此命名为“东林书院”。到了明朝末年,东林学者顾宪成、高攀龙来到此处,重建荒废已久的书院。他们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展开激烈对抗,被冠以“东林党”。东林书院有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名联为顾宪成所写,讲的就是我们既要用心读书,又不能死读书,要关心国家和天下之事,要忠于自己的祖国。

中国延续至今的“千年学府” 四大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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